深入的情感沟通，概括起来就是男性需要悲我所悲、哀我所哀、痛我所痛，只有达到这种程度，我们才可以判定为感同身受。”

“支持！就得把这种高标准打出来，好比那种把生三个孩子说得像放个屁一样轻松的男的，别说感同身受了，他们连生育的基本事实都不了解。”副班激情开麦道。

“好，那定义这部分我们就做完了？”班长询问。

“还差一点，”苏迢迢补充，“感同身受释义中的‘虽未亲身经历’这句，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解释，进而框定‘职场焦虑’这个概念的讨论范围。”

“怎么搞？”副班问。

“很简单，”苏迢迢开口解释，“感同身受的前提是‘未亲身经历’，那么能够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叫感同身受，因此扩充到整个辩题上，我们讨论的对象是且仅是那些男性无法亲身经历、独属于女性的职场体验和职场焦虑，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职场歧视、生育压力等等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那这部分内容一辩稿就需要写进来吗？”班长一边说着，一边在屏幕那头噼里啪啦打字。

“因为我们是反方，按照比赛流程，我会先起来质询对方一辩，之后才轮到你的一辩陈词。所以我的想法是质询环节我就帮你把这部分定义打下来，你在一辩稿里简单总结后，就可以直接阐述那些独属于女性的职场焦虑了。”苏迢迢回答。

“迢迢，那要是打不下来怎么办，我感觉我们这个定义太偏向我们了，对面不可能随随便便承认吧？”团支书有些担心地开口。

“哎呀放心吧，咱们学委之前打三辩的，质询肯定是她的强项啊，我们有功夫担心她还不如先管好自己的趴。” 宁欢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对苏迢迢总有种迷之自信。之前竞选班干部那会儿，她知道苏迢迢是她那个高考大省全省排名第十三的理科生后惊呆了，加上她这会儿分析辩题的派头很大佬，让人不由自主地信服。

这头苏迢迢抬手摸了摸眉骨，虽然不好把话说太满，可这毕竟只是个新生辩，她高中两年的经验放在那儿，还不至于连个定义都打不下来，便道：“放心吧，质询是有技巧的，我到时候在台上也不是直挺挺把定义甩给人家，摁着他们的头让他们承认，会摸清底细再慢慢下套。”

“那就好，”团支书稍稍定下心，低头往下cue流程，“定义确定下来了，接下来就是判断标准了吧？”

“嗯，但其实我们刚刚的讨论已经触及到这个辩题的判断标准了，就像宁欢说的‘男性缺乏对基本事实的了解’，我的想法是把它作为感同身受判断标准的第一层，即认知层面——如果男性连对女性处境的基本事实都存在认知错误的话，就绝不可能谈得上感同身受。” 苏迢迢说到这儿，顺手在自己的大纲备忘上打了个勾。

“但是迢迢，我有个问题啊，我这几天看了一些辩论资料，虽然大家都会提到‘判断标准’这个词，也都有解释，但我现在对这个概念还是有一点模糊。”团支书开口提问。

这是很多辩论新手共同的疑惑，苏迢迢第一时间解释：

“是这样的，判断标准通俗点讲，就是我方认为在今天这个辩题下、我们应该就某一个对象进行价值判断和利弊考量，因此好的判断标准包括两部分，一是对象，二是价值。

“举个例子来说，比如像国家是否应该对含糖饮料征收含糖税这个辩题，我们的判断标准可以是征收含糖税是否对国民健康有利，这里的国民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，健康就是我们所看中的价值。

“但除此之外，判断标准还可以是征收该税对全体的财政收支是否更加公平，因为肥胖人群过多会占用我们有限的医疗资源，而这种资源是国民税收所支撑的。因此向肥胖人群征税，或许能促使纳税人的钱被更加公平地使用。在这个标准下，我们所关注的对象就是财政收支，所看重的价值就是公平。”

“所以我们这次判断男性能不能感同身受的标准，首先要看男性能否正确认知女性的处境，在这里男性认知是我们所关注的对象，那我们看中的价值是什么呢……？”团支书追问。

“这个‘能不能’类型的辩题和‘是否应该征收含糖税’这类政策辩有所不同，价值实际上已经包含在‘感同身受’这个词上了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情感价值，除此之外当然也有一些实际的社会效益，比如促进性别平等。”苏迢迢回答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大家毕竟是a大的学生，一点就通。

“是的，不过认知只是判断标准的第一层，我在设计上还考虑到了行动方面的。只可惜这一块比较难举证，因为感同身受是情感和认知层面的，然而行动它不一定是从情感出发，更多的会从现实的利弊衡量出发。

“就像一个人就算不能对女性感同身受，为了利益，仍然可能做出一些看起来非常体贴女性的行为。”苏迢迢道。

“比如男的为了把女生骗去结婚，在谈恋爱的时候极尽舔狗之所能，婚后就开始出轨pc一个月两百块生活费要求三菜一汤？”宁欢冒出一句rap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