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投通过后的始光城，像是换了一副面孔。

广场上的红旗还在飘，但街上的脚步声已经变了。十天前，人们走得很慢，边走边笑，手里攥着选票的余温。现在，脚步快了很多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急促。城门口的砂石路上，运输卡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，车斗上盖着帆布，看不清里面装的是什么，但从轮胎压出的车辙深度来看，分量不轻。

虽然缅军此时已经大举压境，但是建国筹备和战备准备，几乎还是在同时进行的。

天刚亮，中心广场上就响起了夯土的声音。工兵团的士兵和民间施工队混在一起，喊着号子把地基夯实。旗杆的底座要重新加固，观礼台要赶在独立日前搭起来，广场四周的路面要重新铺平，排水沟要加深加宽。每个人都低着头干活，没人多说话。活太多了，没时间说话。

我走过工地的时候，一个工兵班长正蹲在地上量尺寸，手里拿着一把卷尺，嘴里念叨着数字。他旁边的一个年轻士兵拎着锤子等着，眼睛盯着班长的嘴，像是怕漏掉一个字。

“班长，这地基要比原来深多少？”

“再挖两尺。主席说了，这个台子要站人，要站很多人，不能塌。”

我站在不远处的凤凰树下，没有上前打扰他们。秦山走过来站在我身边，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工地。“大典那天，广场上至少能站三万人。但人多的地方，也是麻烦最多的地方。”

“安保方案定了？”

“定了。广场四周设十二个哨位，屋顶、制高点全部安排观察哨，广场外围三道警戒线。武装人员只配手枪，不入内场。外围部队持步枪，但不朝广场方向。”

“武器呢？”

“不拿进来。”

“老百姓带进来的东西呢？”

“门口查。每个人开国大典那天的背包、挎包都要查验。”

“查归查，别弄得太紧张。查的人脸上要带着笑，别吓着老百姓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秦山走之后，我沿着广场边上走了一圈。工地的铁锹声、榔头声、电焊声混在一起，在晨光里嗡嗡作响。走到广场东南角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排小板凳，整整齐齐地码在一棵大榕树底下。旁边还有一个铁皮水桶，里面泡着几块毛巾。几个休息的工人正蹲在旁边抽烟，烟头的火光一闪一闪的。

有人认出我，站了起来。我朝他摆摆手：“坐着，我就看看。”

他重新坐下，又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主席，这广场修好了，以后咱们每年都在这里升国旗？”

“每年升。只要这个国家还在，就每年升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咧嘴笑了。

余洁琳那边的节奏也不慢。文教系统的筹备和战备几乎同步进行――她在市区选了三处地点，同时动工修建新的小学和卫生站。外墙用的砖和普通民房一样，看不出任何特别之处。但地基比普通建筑深了半米，墙体也比普通建筑厚了一截――那是防空掩体的标准。对外一律宣称“市政配套工程”，图纸上只标了房间功能，没有标注任何防御用途。工头接过图纸的时候多看了几眼，但没有多问。干了这么多年工程，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，他分得清。

在所有的筹备工作中，最让我意外的，是荣军农场那边的自发行动。

赵柱是荣军农场的老兵，同古战役的时候腿上挨了一枪，后来在野人山又感染过一次，腿保住了，但走路的姿势一辈子也改不回来了。公投通过后第三天，他拄着一根木棍，一瘸一拐地走到工地办公室，把棍子往墙边一靠，说了一句：“给我派活。”

工头看了看他的腿：“老赵，你这腿……”

“腿是伤了，手没伤。挖土、搬石头、和水泥，我干不了重活，但我能干轻的。你让我闲着，我坐不住。”

工头拗不过他，让他干了最轻的活――筛沙子。他搬了一把小马扎坐在沙堆旁边，用筛子一铲一铲地筛，把大石子挑出来扔到一边，细沙堆成一小堆。动作不快，但很稳。一天下来，他筛出的细沙堆成了一个小山包。

他十二岁的女儿放学之后会来工地给他送饭。小姑娘扎着两根小辫子，穿着荣军农场小学的蓝色校服，在工地上跑来跑去，给工人送水，给筛沙子的爸爸送饭。有时候工人们累了歇下来，她就站到空地中央，唱新学的建国歌谣。嗓子清亮，调子准，工人们围成一圈听着，连手里的活都慢了下来。

赵柱坐在小马扎上，看着女儿唱歌，手里的筛子停了，但没说话。旁边一个工友捅了捅他：“老赵，你闺女唱得真好。”

赵柱重新开始筛沙子，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她妈教得好。”

黄翔那边的物资调度，是另一条隐形的战线。荣军农场的晚稻正